三年前，我受中国国家汉办委派，来到日本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工作。一到孔院，就被告知，院方希望我在课堂上完全使用汉语，即用“直接法”授课。这对日语“苦手”的我来说，实在是个福音，但也禁不住担心——在中国，我确已习惯用汉语教学，可那是因为学生的母语各有不同，且沾了“主场”的光。而在非目的语国家的日本，面对清一色的日本学生，却坚决不用日语，能否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呢？“正因为他们在课堂外基本没有汉语环境，才必须在课堂上加大汉语的输入，培养他们对汉语语流的感觉。”一位经验丰富的前辈这么向我解释，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就给自己打上气，开始了全新的课堂体验。
通过三年的体验，我发现“直接法”对“零起点”的年轻学生特别有效，学生的听说能力在短时间内就有了长足进步，发音也相当标准。但已有多年汉语学习经验的年长者一开始对这种教法都不太习惯。特别是在我列举大量配合情境的文例，希望学生自己归纳出某个虚词用法时，他们总嫌此举事倍功半。有学生在课后向我提过意见：“以前的老师都是直接告诉我们的。”“用日语解释不是更节约时间么？”不过他们很快发现：由自己根据语境归纳出来的东西记得更牢，不但容易用，而且不太会用错。这样，他们也就接受了“直接法”。而那些只是为了学分选修汉语的大学生，对“直接法”最为抵触。每周只有两次课，又不会花太多时间预习、复习的他们，自然很难听懂老师说的话。据我了解，日本不少大学都是安排一名日本老师和一名中国老师共同执教公共汉语课，由日本老师负责翻译课文、讲解语法，中国老师操练会话，纠正发音。既然最终的考试以笔试为主，那么学生自然忽视中国老师负责的这一部分，甚至在单调的练习中产生厌烦的情绪，继而对中国老师心存芥蒂。也就导致学生在大学里学了一整年汉语，却仍无法应对简单的日常会话。这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都是一种遗憾。针对这样的情况，我根据每次须操练的语法设计同他们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话题，介绍他们感兴趣的“豆知识”，吊起他们“说”的欲望，激发自主学习的动能。日子长了，他们就感觉自己能听懂、能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汉语课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事实上，在日本的汉语“直接法”教学是有传统的。明治六年（1873）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开设之初，就聘用了中国人教师。明治时代的中国人汉语教师大多不懂日语，不得不直接用汉语解释说明。到大正以后，会日语的中国教师有所增加，如在东外大工作过三十多年的包象寅。杨明时在《照顾过我的先生》（《同学》第3号）里提到：“尽管（包）先生在日已数十年，但是上课还是完全不用日语。”柴垣芳太郎在《中国文库的设置》（《同学》第3号）一文中记录了他记忆犹新的第一节汉语课：“对着对中国语什么都不知道的学生，他（包象寅）没有说一句日语，五十分钟里，从头到尾，连黑板也没有使用，一直在说汉语。”这些材料，为我们还原了大半个世纪前一位中国教师有意识的“直接法”汉语课堂。正是从这样的课堂里，走出了许多精通汉语、深谙中国文化的人才。
今天的我，无意中步了先辈的后尘，他们的事迹亦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即使到第三年日语水平略有提高，我在课堂上仍坚持用汉语讲解，“逼”学生用汉语提问。我希望通过抑扬顿挫的讲授，能让学生领略原汁原味的汉语魅力。他们所学的不是恰似数学公式的语言模板，而是生动鲜活的文化。我想这大约就是“直接法”的意义所在。
（本文为姚伟嘉老师担任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国家公派教师期间撰文，刊载于日本最权威的汉语学会——日本中国与语学会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