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孙宜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泰戈尔与中国、海外汉学、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编、译著30余部，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现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府侨办“上海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特聘专家等。曾获教育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个人、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对待经典，还是应有点敬畏的
近期，冯唐翻译泰戈尔诗集《飞鸟集》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译本中出现了“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等语句，被批“低俗不雅”，但也收获了李银河给出的“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等好评。围绕此事，在文坛、译界引发不小风波。2015年12月28日，该书出版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官方微博发布了“下架”、“召回”冯唐译本的消息，又将该事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近日，记者联系到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泰戈尔与中国等研究的孙宜学教授，他对此表示，“对待经典，还是应有点敬畏的。”
记者：首先您作为泰戈尔的资深研究者，对于近日热议的冯唐所译《飞鸟集》作何看法？
孙宜学：冯唐实际上是将“信达雅”揉碎的，也就是说，很难说他严格按照“信达雅”的标准翻译飞鸟，换句话说，他的翻译，遵循的是冯唐风格的“信达雅”标准，都有，又都不彻底。与其说他准确表达了泰戈尔诗的思想和意境，更不如说冯唐借泰戈尔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和翻译观，也包括其对诗歌的个人化理解和表达方式。若从冯唐角度看其对泰戈尔的翻译，我们只能说《飞鸟集》又多了一个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译本而已。若从是否表达了泰戈尔的思想或意境角度看，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什么才是泰戈尔诗的思想和意境，因为我们对此的看法，可能只是根据冯唐译本之前的其他译本形成的。建议在评价冯唐译本或比较不同译本之前，有条件的，尽量先去读读泰戈尔的原诗，先形成自己的新鲜阅读体验，再来评价译本，或者说，到时也可能就不需要任何译本了，也就无所谓评价了。
记者：他的翻译风格符合泰戈尔的语言风格吗？
孙宜学：他的中文，是当代中文，甚至有些网络用语和俗词、不雅的字等，而泰戈尔的飞鸟集创作于1913年，1916年出版，距今已经100多年。语言都是具有时代性的，以100年后的中文，而且是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中文，去翻译100年前同样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印度诗歌，本身就谈不上什么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因为肯定很难能符合泰戈尔的语言风格，加上冯唐翻译中坚持个性，这就决定了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的差距。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泰戈尔诗的形式和表达的情感和思想都是慢的，缓的，而冯唐译文更强调快和紧，就如田园抒情歌曲与交响乐的区别。
记者：您认为他的翻译有没有可取之处？
孙宜学：冯唐翻译的最可取之处，就在于他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即坚持以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翻译，所以，以中国诗人之心感悟印度诗人之心，对泰戈尔诗的理解，可能比其他非诗人的译诗，更具有泰戈尔诗歌的韵味，关键是，这种韵味，离泰戈尔的原诗有没有距离，若有，有多远。翻译可以融入自己的创作风格，但翻译毕竟不是创作。那毕竟是人家的东西，尤其是经典的作品，因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其自身已经形成了某些规范性的东西，包括其自身就是规范。对待经典，还是应有点敬畏的。
记者：您觉得冯唐翻译《飞鸟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冯译的最大问题，可能是缺乏对泰戈尔诗歌和美学的全面阅读和了解，而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翻译策略，即强调翻译的个人风格。若脱离泰戈尔看冯唐的翻译，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首先要让自己融入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甚至成为这位作家思想的一部分。一位作家之所以采取某一种体裁和风格创作，就是因为作者认为这种风格和体裁最能表达自己当时的情感和思想，因此，若以个人风格为理由对原作风格和表达的情感进行个人化的改动，都不能说是严谨的翻译。
另外，目前说一些新华书店迫于压力从书架上撤下冯译，我觉得早了些，一种新产品出世，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能做出判断。不妨任由冯译发行，甚至可以做些推介活动，推一推，看助力有多大，阻力有多大，关键是看真正的读者有多少。然后再做一些客观的分析和考量，可能比现在的一些捕风捉影和跟风式的议论，更对得起泰戈尔，也更对得起冯唐吧。
（半岛都市报记者 肖玲玲 半岛客户端 2016-01-11 1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