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时开始学习中文 曾翻译王安忆《长恨歌》、余华《活着》等诸多作品
白睿文：迷上译介中国文学
《东方教育时报》记者：胡思华
2016年4月27日
中国文学知名译者白睿文教授（Michael Berry）19岁时开始学习中文，多年致力于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的研究，从事中国文学一线翻译，翻译过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活着》和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诸多作品。白睿文坦言，如果说写作是自由的灵魂舞者，那么翻译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有些吃力不讨好。然而，缘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喜爱，自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欲罢不能”。他愿意把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一直做下去。
为开阔眼界，与中国文学结缘
白睿文说，在大学一年级时候，他只会说英文，看世界的角度比较平面化。为了提升自我修养和开阔眼界，他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哲学和文学的著作。“学的越多才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于是他开始打听各种留学项目，决定出国体验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欧洲和美国文化根源相近，不是他的首选，为了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挑战，他选择了中国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19岁时，白睿文申请项目去中国的南京大学呆了一年，中文学习之路就此开启；第二年回美国后又幸运地获得了奖学金，得以去中国台湾待了一年。正是这两年的海外学习经历，为白睿文打下了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基础。
谈到走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这条路的原因，白睿文称“完全出自自己对作品美好阅读体验的回应”。他的翻译作品都是自选的，至今还没有接受过约稿和别人的邀请。“一见钟情”、“欲罢不能”是他选材的标准，白睿文说他心中有自己独有的“中国文学当代经典作品”清单。如果作品打动了他，他会主动与作家联系，争取得到翻译的许可。
作为一个译者，对于翻译之难之苦，白睿文认为非译者本人无法感受。白睿文写了很多自己的书，也翻译了不少小说，相比较而言，白睿文觉得自己写书简单得多，因为写作是自由的灵魂舞者，而翻译却是戴着镣铐跳舞。因此搞文学的人更愿意自己创作而不是翻译他人的作品。此外，文学翻译对译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优秀的中英文双语能力、丰富的两种文化体验经历、一定的文学审美和写作能力都是必备条件，并非每个会讲中英文的人都能胜任。然而吊诡的是，专业性极强的文学翻译的报酬却很低廉。虽然这几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一些翻译项目，译者的经济收益比过去好一些，但仍不能与其专业性相匹配。“除非真的热爱翻译工作，关心中国文学翻译的前途，否则不会有太多的人愿意从事这一工作。”白睿文说。
五四时期作家最欣赏沈从文
翻译这一行这么多年做下来，白睿文喜欢的类型和作家都很广泛。白睿文说，五四时期的作家中，他最欣赏沈从文。在他看来，沈从文的文笔实在是优美至极。当代作家中，白睿文也各有所爱。在他心目中，莫言的魔幻写实主义中带着一种批判性；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作家虽然写作风格迥异，但是作品具有经典价值，如王安忆、格非、苏童、马原、残雪等；他还很喜欢阿城，他认为阿城的作品《棋王》和《树王》都非常优秀，耐人寻味，遗憾的是，他小说的出产量并不大；中国台湾的作家，白睿文喜爱舞鹤、罗怡君、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
白睿文承认，任何译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读者广泛阅读，毕竟翻译并非易事，其中凝结了太多的时间、物力、财力和精力。但是在白睿文心目中，翻译不可随意为之，必须尊重原著精神。他说他绝不会为了受众而改变原著核心精神。在他看来，受众的考虑只在选材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很多年前，白睿文翻译过一本小说——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当时许多西方读者都在热议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浩劫》，随后，断断续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开始出版，考虑到西方读者当下的阅读兴趣，白睿文认为翻译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而文本一旦选定，译者必须直接面对文本，与其对话。“尊重原文其实是译者和作者之间一张 ‘无字无形’ 的契约。”白睿文说。
中国文学翻译者有中国译者、海外译者和中外译者合作。大部分情况下，白睿文选择独自翻译，只有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个例外。本来这部作品也是由他一人独译完成，但那时他刚开始教书，同时也在写自己的书，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一个偶然机会，他同事的妻子 Susan Chan Egan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完成一个翻译项目，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作品。《长恨歌》篇幅很长，共分为三个部分，白睿文负责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Susan 负责第二部分。翻译完成后，风格上存在不少问题，于是他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统稿。经过这次合作，白睿文虽然承认两个人的合作和互通会提高译本的质量，但是感觉缺点也显而易见：耗时费力且伴有很多重复性劳动。
在白睿文看来，翻译中的障碍每本书的情况不尽相同。舞鹤的长篇小说《余生》是本非常前卫的小说，文本篇幅200多页，没有分段，只有二十多个句号，逗号的用法也不尽相同；文章结构奇特，随处可见语法异化的现象。该作品以原住民反抗日本人的雾社事件为历史背景，太多的日本人名字、原住民名字和方言，这些都需要白睿文去一一查证、思考、推敲和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年才完成了这本书。张大春的作品《野孩子》中有很多台湾式的幽默，也很难在译出语语境中做到等效处理。有时候为了琢磨一个笑话，他常常要花上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
电影帮助中国文学进入美国市场
长期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读者中的接受状况，白睿文一直很关注。当今美国文学市场的阅读率整体下滑，年轻人不爱读文学作品，即便读也多是当代作品。相比较而言，古代作品的隔阂度更高。除了文学专业或者英文系的学生以外，鲜有人问津西方古代文学作品，更别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具有普适意义主题的古代小说也非常适合当代阅读，如武侠小说。如果一部武侠电影以武侠小说为蓝本，且非常卖座，那么原本的阅读就会很快打入大众市场。
在白睿文看来，在帮助中国文学作品进入美国市场方面，电影功不可没。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都是在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放映之后才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的，为吸引读者，书的封面往往是电影剧照。有趣的是，虽然《卧虎藏龙》的片子非常成功，西方出版商也早已购买了原著的版权，却一直没有出版，直到最近才出版了一个改写的本子，美国作家贾斯汀·希尔(Justin Hill)根据原著创作的一个全新的本子——《命运之剑》。大概出版商认为武侠作家王度庐的原著篇幅过长或故事性不够，出版全译本的接受效果不一定会很理想，于是最终放弃了这一出版项目。
除了电影，白睿文认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对于科幻小说来说现在是一个绝佳的契机。在美国，中国文学英译的阅读主要还是局限在精英知识分子范围内，如大学教授、专业学生和研究者等，受到大众热捧的作品并不多。《三体》是具有突破性和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很少人会预料到，这么一部科幻小说，在美国会成为最卖座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白睿文看来，不管怎样，科幻小说“走出去”这是个绝好的起点，也是一个绝佳的契机，很多读者可能会因为刘慈欣而去阅读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白睿文乐观地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科幻小说的世界阅读时代已然来临，伴随着刘慈欣的成功，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科幻小说成功走出国门。
中国文学海外译介需各方合作
白睿文认为，有很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值得在国际范围内推广。比如，刘静芳小说的故事性不错，适宜海外译介；刘慈欣、莫言和阎连科创作的带有想象力和批判色彩的小说也不错。这些作品需要优秀的译者和高效的营销为其“保驾护航”。
近几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白睿文认为这是好事，但是墨守成规的做法显然行不通。在他看来，“自己选作品，自己找译者，自我出版”的时代早已逝去，新时期需要推出创意性的新方法：政府应该和民间结合。一方面，官方向大型海外商业出版社提供资助，立专项资金支持中国文学英译，以保证资金的充足。同时还要继续支持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套的当代文学专题系列； 另一方面，政府不能从头至尾全面主导译介行为，需要把选材、选译者、编辑和出版的部分权利交给美国的出版商和编辑。他们敏锐的眼光和多年的本土经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译本的接受“保驾护航”。因此政府和民间组织应该找到合作的平衡点和契合点，建立合作伙伴型关系，如此未来的译介效果才会事半功倍。以中国文学翻译选材为例，不要在中国本土选好作品再找海外译者和编辑； 应该是在中国先列好一个备选清单供西方编辑参考，互相沟通后再确定译介作品。
（感谢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本报提供素材。照片由白睿文提供。）白睿文小传
白睿文（Michael Berry），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中国文化研究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专业。研究兴趣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电影、文化研究与翻译学。他翻译过多部小说，包括与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合译的 《长恨歌》《活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野孩子》和《我妹妹》等。2008年被授予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翻译奖。同时也担任电影金马奖、新浪潮国际短片展和红楼梦奖的评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