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如人们希望的那样被美国读者所了解并接受？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教授对此并不乐观。6月16日，罗福林接受了同济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聘任。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传播现状时，罗福林表示，中国文学在美国虽然堪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要能够走入美国读者心中，还需要一个过程。
因中国文化结缘中国文学
黄头发高鼻梁的罗福林身上的中国味很浓。他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陪伴在身边的妻子也是一位华人。他长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跟中国文学翻译有多方面的接触，对鲁迅、茅盾等诸多文学名家耳熟能详。然而，罗福林结缘中国文学，却显得很偶然。
据罗福林介绍，在读大学前，他有个学习武术的朋友，对东方哲学颇有造诣，后来成为了一名哲学教授，讲授东方哲学。受这位朋友的影响，罗福林开始读道家、佛教、儒家著作的英译本，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读过《道德经》和《庄子》，也对中国书法感兴趣。后来，罗福林发现读英文版不够畅快，便对中文原版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进入大学后，罗福林选修了东亚历史课。后来，罗福林又在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习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学。1986年到1987年，罗福林到南开大学做交换学生。在那里，罗福林选修了中国文学的高级课程。此时，他开始学习《水浒传》等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在当时的美国，中文老师主要是讲解语法，然后做较机械的训练。在南开大学，罗福林看到的是，老师选择用电视剧《故土》做教材，进行视听课程的教学，这给罗福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后，罗福林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教授，踏上了中国文学研究之旅。
美国的亚洲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学者只是将东亚看成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将其与埃及、波斯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放在一个类别。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美国政府开始为大学拨款，发展现代东亚语言研究和教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领域。到了70年代，哈佛大学召开了美国第一次规模较大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会，此时，鲁迅、郁达夫等五四时期作家的著作是研究的主流，会议组织者梅尔·戈德曼主编一本会议论文集。但直到罗福林上大学时，中国文学研究的资源仍非常有限，除了这本论文集，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等少数书籍。在研究过程中，罗福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进行研究，又用中国的文学作品来反面现有的西方文学理论，看这些理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在罗福林看来，这样既不是用西方美学来评价中国的作品，又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照亮中国文学作品特有的价值，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缺陷的一种补充。
中国文学在美处于最好时期
文学研究于罗福林，不仅是了解作家、作品、文化的窗口，而且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对哲学、语言、文化等层面均有涉及。在他眼中，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比古代中国文学研究更复杂一些，因为中西文化自“五四”以后就已深度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当代中国研究已不是一个“纯粹中国”的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必然不是一个“纯粹文学”的研究。
“中国文学在美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罗福林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学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兴趣。美国的大部分大学有中国文学课程和专业，其中中国文学英译本是主要的教材。上这种课的学生并不限制于中国文学专业生。其它学科的课程，像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的课，都会采用中国文学的英译本来做必读的教材，也就是因为文学提供一个社会的很全面的但又很主观的，涉及到多学科的窗口。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平台近年来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在出版界，以前美国出版中国文学译作的多是大学出版社，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性出版社加入进来。以前中国文学译作只能通过两个杂志发表：香港的《译丛》和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如今能够发表这些译作的期刊逐渐多起来。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今日中国文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的《路灯》都是重要的发表渠道。在译者层面，以前多是学者型译者，现在则出现了专业型译者。
在罗福林看来，随着海外汉语教学的深入发展，能做中国文学翻译的人已不仅仅限于汉学家、中国专家、中国通。即使一个十几岁的美国孩子，如果他对中文有兴趣，且有机会参加海外留学项目，在中国学习汉语，也可以传播中国文学。现在美国的中文教学效率很高，学生经过4到6年的学习，中文水平就会很高，其中一些人还颇具文学修养，如有过写诗或小说的经历，甚至具有文学创作硕士学位，他们都会愿意以已之所学来传播中国文学。罗福林所认识的译者年龄层非常低，最大的30多岁，最小的甚至不到25岁。他们对翻译介绍中国文学非常有兴趣，经常会选择翻译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电影字幕、诗歌，并撰写或转发相关文章评论，这让罗福林充满惊喜。
然而，即使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处于黄金发展期，官方的支持仍然显得很重要。罗福林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不会特别支持文学翻译，政府机构作为最大的投资者和受益者必须给予翻译以充足的财力支持，否则很少会有人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翻译。 “只是官方资助下的文学译介要警惕“局限性”的问题：选择要译介的作品时，要更多考虑作品的文学性，也要考虑作品的广泛性及读者的接受性，不能只顾及资助者的倾向性。”罗福林说。
中国文学翻译面临挑战
罗福林在看到中国文学包括他专业研究的现当代文学在内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的同时，也不讳言其面对的挑战。
在罗福林看来，挑战的第一方面来自翻译工作本身，罗福林说，不同的语言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里，很多概念既然译者能懂原文，也是很难找目的语言能够成功地传达出来的。绝大部分中文的文本是给中国人看的，不是给全世界看的，中国读者能够理解到的含义和言外之意，国外的读者并不一定能够理解，更何况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方面的挑战在于在西方能够从事翻译的人群最初很有限。目前，美国高质量的中国文学翻译依靠的主要是学者型译者，而这些学者在大学取得教职后通常需要奋斗多年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即终身教授职位。在美国，翻译作品不算学术成果，因此年轻的学者在得到工作保障之前并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同时，因为职业的发展道路，有翻译能力的教授在自己的语言的文学创作能力不一定好，所以以往很多大学出版社出的译本出自文学教授的手，英译本的艺术性经常打了折扣，使得很难打入一般文学爱好者的市场。
罗福林认为，第三方面的挑战在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图书市场。中国国内机机很多中国文学成功的译作，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基本上不会出现。在美国，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商业市场也没有销路。至于主流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小说集，如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主流的书店出售，但是它们跟其它的所有的小说都放在一起，读者不知道要找莫言的作品，也不一定会注意到，因为经常没有东亚或中国文学的专柜。因为美国读者看有关中国的书籍，宁愿看一个华人自己用英文写的回忆录或文学作品，也不看文学翻译作品，这使得这些美国读者很难了解中国文学的全貌。
在罗福林看来，中国文学翻译如果能够成功应对挑战，将来在西方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文学会开一个崭新的篇章。罗福林认为，从事中国文学翻译人群有限的挑战已有所突破，相当一部分有英文写作才华、中文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已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渐成气候。要突破翻译本身的挑战，则需要培养翻译者的能力。成功的翻译不能用准确度衡量，而是要看是否能够打动读者，是否尊重了原文的含义。同时，译本在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叛逆”也应该是被允许的。“为了忠实原作而失去读者会导致译本影响范围小，翻译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罗福林认为，能够很好地突破第一个挑战，突破第三个挑战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中国文学翻译在美国的未来前景，罗福林充满信心而又不失冷静。他表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充满无限热情的美国研究者是愿意把中国的文化精髓推介至本国的，中国文化和文学能够逐渐被美读者接受。但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要善于等待。
（感谢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对本文提供支持。）
罗福林教授小传
Charles A. Laughlin，中文名罗福林，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系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他于199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96-2006年曾任教于耶鲁大学。他热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近五年先后翻译了李铁的《安全》、姜军的《挚爱之树》、徐则臣的《变声》、格非的《凉州词》、郭文斌的《吉祥如意》等，为中国文学、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代表著作有：《休闲文学和中国现代性》（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报告文学——历史经验的美学》（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
（转自 《东方教育时报》）
